如果从1900年6月22日（农历五月二十六）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之时算起，敦煌学已走过了百年艰难而曲折的历程。为了将学术推向前进，更好地探寻博大精深的敦煌文明，在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有责任对一个世纪以来敦煌学产生、发展的历史作一番回顾与总结。

敦煌学的发轫及学术渊源

对于敦煌学发轫的时间与标志，学术界有多种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都必有自己产生的学术渊源，从发轫到正式形成应有一个过程，只有具备了自己相对独立的体系、较为完备的研究物件和独特的方法论，这门学科才算是基本成熟。敦煌学的发端，无疑是与藏经洞文物重现于世密切相关的。各国学者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所以陈寅恪先生称之为“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贡献”。是否可以这样说：敦煌学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其学术渊源并不是单一的，它是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之中逐渐形成的。敦煌学是中外学者在藏经洞文物被发现的基础上共同创建的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对于西方学者来讲，它归属于“汉学”或“东方学”的大范畴；而对于中国学者来讲，它又是西渐之新国学。

敦煌学的发展历程

敦煌学的学科理论，是在对敦煌学的概念、范围、方法以及研究历史、现状、前景做科学的探索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与完善起来的。应该承认，尽管敦煌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由于这门学科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其学科理论的建构还是很不完善的，其中十分关键的、与该学科形成有特殊意义的一些问题（如藏经洞封闭的真正原因、藏经洞的历史文化背景、敦煌文物流散的一些重要细节等），至今还未给世人一个明晰的解释，至今尚未见有较权威、系统的敦煌学理论专著问世。值得学术界高兴的是，由中国众多专家、学者共同编撰的世界上第一部《敦煌学大辞典》已于去年问世，这标志着这门学科的基本成熟，但是学科理论的高度完善，还有赖于各国专家的共同努力。

中国敦煌学的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00～1949）：这一阶段可以以1925年《敦煌掇琐》的出版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以搜集、刊布间接获得的敦煌文献资料并加写按语、跋语、提要等著录古籍的传统方式为主；后期则以直接到国外寻访流失的文献与实地考察并重为主，注意利用敦煌资料对史实进行考订、补证，开始出现按类别或专题对历史典籍和社会经济文献进行系统化整理与研究的趋向。

第二阶段（1950～1978）：这一阶段以1966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我国学术界利用敦煌文献的条件及莫高窟保护与研究的条件都开始得到改善。后期由于“文革”浩劫，我国内地的敦煌学研究基本处于停顿状态，而港台地区的学者则加快了研究步伐，有不少成果问世。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学术界迎来了希望，与国外的学术文化交流也开始恢复与扩大。这样就为重新开展敦煌学研究从资料整理、人员培养、机构建立等各方面做了准备，成为向第三阶段过渡的重要时间。

第三阶段（1983年至今）：这一阶段也可分为两个时期，从1983年8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宣告成立到198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莫高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前期，1988年至今为后期——我又称之为敦煌学研究的新时期。这一阶段，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应运而生，建立与健全了敦煌学研究的一些专门机构，研究队伍迅速扩大，举办了多次全国性、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中外学者的交流日益频繁，敦煌资料的整理、刊布与利用的条件得到前所未有的根本性的改善，研究工作也呈现出多样性的、开放性的特点，敦煌学的各分支学科都取得了突出的成果。

藏经洞文物流散的历史因缘及其正、负面效应

众所周知，莫高窟藏经洞珍贵文物重见天日不久，便遭到了被外国探险家、考灿谟大量劫掠、流散海外的厄运，令中国学界与广大爱国人士痛心疾首。时至今日，虽然多数论者仍坚持对此事进行谴责，而为外国劫掠文物者及当时看管洞窟的王圆箓道士等人开脱责任的亦不乏其人。认为藏经洞文物被运走系“合法买卖”“合理交易”者有之，认为拿走文物非但无罪反而有功者亦有之。后者的主要理由便是：如果这些文物不被运走便难逃中国国内种种灾变而将损毁殆尽。笔者认为，这里有一个人为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辩证分析问题，更有一个社会历史的因缘关系问题。

从19世纪中叶开始，已统治中国两个世纪的清王朝已迅速从其巅峰康乾盛世中衰落下来，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从京城到地方的吏治极坏，世风日下，中央朝廷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力也相当薄弱，这是造成敦煌文物流散的重要原因。

藏经洞在1900年被王道士等人发现，当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而在偶然之中又带有必然性。因为洞窟年久失修，缺乏保障，加之风沙侵袭到一定程度，砌在第17窟门上的土坯墙迟早会坍塌，更由于盗卖者的灵敏嗅觉，藏经洞也肯定会被人发掘。

敦煌藏经洞大量珍贵文物的流失，对于有充分条件利用它们作研究却无力保护它们的中国学界来讲，是一种耻辱，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是“吾国学术之伤心史”，其负面效应不言而喻；但是另一方面，敦煌文物的流散促成了中外学者共同来保护与研究这些珍贵的文献与艺术品，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文化交流，这无疑又是一件值得肯定的好事，亦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关于敦煌文物的回归

“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何时回归”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

第一，回首往事，实事求是地认识历史。中国人民痛心于本国珍贵文物大量流失海外，盼望它们有朝一日能回归故里，这种可贵的爱国主义感情无可非议。不久前日本《朝日新闻》的一位记者采访我，说我们要归还敦煌文物是不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表现，我就严厉地驳斥了这种将爱国主义与狭隘的民族情绪混为一谈的错误认识。同时，认识历史是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并非去追究旧账，更不是要将祖辈之过记到子孙们身上。我们有必要打开尘封的档案与记忆，争取弄清文物流失的细节，这对于学术研究本身也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立足当前，积极推进文化学术交流。近百年来，流失到海外的敦煌及西北其他地区的文物，主要收藏在各国的博物馆、图书馆、科研机构之中，为使它们得到较好的保护、修复与利用，各国数代学者专家在本国政府的支持下，花费了大量的财力与精力，这是值得我们肯定与赞许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能去海外直接调阅敦煌及吐鲁番写卷及考察其他文物的中国学者日渐增多，而且都得到了海外收藏单位与科研人员的热情接待与积极协助。

第三，放眼未来，坚信历史难题必将圆满解决。“敦煌文物何时归？”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道难题。为解决这个难题，中外学者及收藏单位之间没有任何理由相互抵触，而应相互理解，求同存异，放眼未来向前看。只有向前看，我们才能把现实的文物保护与研究工作做得更加扎实、深入，更卓有成效，这样才能为敦煌学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才能无愧于我们的前辈与后代，无愧于这个时代！（柴剑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