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古历史--历代简史--清

    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增长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资本主义萌芽也有了缓慢的滋长。首先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较以往有明显的发展。在丝织业方面，手工业工场主所拥有的织机数量有很大的增加。例如江宁的丝织业，在明代远不如苏州发达，但在清代却大大超过了苏州。康熙前期，清政府对丝织业采取抑制政策，规定“机户不得逾百张”。但随着丝织业和整个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对私人手工业自由发展的限制，越来越遭到工场主的强烈反对。后经江宁织造曹寅奏免，“遂有开五六百张机者”。每张机按二人计，一个手工工场就拥有工匠千人左右。当然，这种规模巨大的手工工场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拥有数张至数十张的中小作坊。当时苏州的织机也有三四千张，织工总数不下万人左右。

    再以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为例。乾嘉时全镇从事陶瓷业生产的手工作坊或工场主有数千户，雇佣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平均每个手工工场主雇佣百十个工人。当时的生产分工是相当细密的。一件瓷器从陶炼泥土到制作陶坯，再送进窑内烧成，这一系列制作过程，据根各个环节和不同工种，工人们都有专门分工。例如画者只画不染，染者只染不画。从规模和分工情况看来，景德镇的制瓷业已达到手工工场阶段。当时的民窑窑户就是手工业作坊主或手工工场主。他们雇佣着很多“挟其技能以食其力”的工匠进行生产，靠剥削手工业工人来发财致富；他们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显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剥削关系。

    相对偏僻的陕西汉中一带的铁冶工场的规模也很大。那里的“铁炉高一丈七八尺”，“旁用风箱，十数人轮流曳之，日夜不断”。铁厂内部有许多生产环节，如开石挖矿、装窑烧炭、冶铁、制作器物，以及各项运输等。每一环节中又分不同工种。“供给一炉所用人夫，须百数十人”。一个大铁厂往往有二三千人，小厂也有千人或数百人。这已是规模相当大的铁冶手工工场了。

    云南铜矿的生产规模更大，分工更细。“大厂动辄十数万人，小厂亦不下数万，非独本省穷民，凡川、湖、两粤力作功苦之人，皆来此以求生活。”投资经营者，也都是来自川、湖、江、广的巨商大贾，“每开一厂，率费银十万、二十万两不等”。

    其次，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还表现在包买商直接或间接控制手工业生产的现象，比过去有明显发展。这些包买商通过贷给工本，供给原料和生产工具等方式，控制和剥削小生产者。

    从康熙至乾、嘉、道期间，在江宁、苏州等地出现了许多由大商人开设的“账房“，拥有大量的资本、原料和织机。“账房”拥有大量资本，他们把原料（丝），甚至工具（织机）分给许多小机户进行生产。各机户领到原料后，“复将丝发往染房染色，然后收回”，再交与络工络丝，最后织成绸缎，送归“账房”批售。工资由“账房”发给。“小机户无甚资本，往往恃账房为生”。这种“账房”，就是一种大包买商。他们不仅支配着自己的作坊或工场中的工人的劳动，而且还控制着一部分类似独立的织工或小作坊主的劳动。

    包买商的活动也渗进了手工业原料生产的领域。如江西赣州各地农民多以种苎麻为业，福建商人在二月间放钱给种苎者作工本，到夏秋时再收买苎麻回去做织布的原料。这就使一部分苎农受到这些商人的控制和剥削，是包买商控制原料生产的一种表现。

    从上述情况中可以看到，清代资本主义萌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十分缓慢和不平衡的。其主要原因大致在于：首先，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贫困和落后，使小农经济微弱不堪，无力扩大再生产，不能造成迅速突破旧的生产关系的社会生产力，而地主阶级的剥削所得，又主要用之于生活上的消费或购置土地，很少转化为资本。其次，中国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权历来执行“重本抑末”政策，特别是在明清时期，这种传统政策的执行又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封建政权对工商业的控制、掠夺、摧残和对海外贸易的限制、垄断，严重地阻碍了商业资本的正常发展和向手工制造业资本的转化。其三，明清时期工商业中封建行会的盛行，也对工商业的自由发展起了阻碍的作用。因此，直到鸦片战争之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在中国占着主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