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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和亚洲国家的交往

    清代中朝两国除通过使臣进行的贸易外,在义州、会宁、庆源等地还设有定期的贸易市场。中国商人运去绸缎、皮货、布匹、文具等,贩回纸张、苎布、人参、牛马和食盐等物品。朝鲜开城的松商和义州的湾商,都以跟中国通商而著名。18世纪时,朝鲜商人每年输入中国的白银就达几十万两。

    清代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十分密切。每次朝鲜的使节团来中国,随行的人员都购回很多中国书籍。此外,朝鲜历次使节团的随员们,还常和中国文人学者相结识,互赠书籍或著作,对中朝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如1816年(嘉怯邺十一年)赵寅永来中国时,曾将所带朝鲜古碑拓本几十种送给中国金石学者刘喜海。后来刘喜海在他和其他朝鲜朋友的帮助下,编辑了一部《海东金石苑》,成为研究朝鲜历史和中朝关系的重要文献。

    清代康熙年间,中日之间的贸易十分繁盛。中国商船航日,最多时一年达一百余艘。所携带的商品,种类繁多,包括生丝、绸缎、瓷器、茶叶、药材、纸张、砂糖、染料、工艺品以及书籍、文具等等。从日本输入中国的货物,以铜为大宗,其余则有金银、海味、漆器等。随着贸易的发展,旅居日本的中国商人也日益增多。清代留居日本的中国人,对日本文化也有一定的贡献。如清初著名学者朱舜水在日本开创讲学的风气,对日本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

    17世纪以后,中、越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密切。当时有不少中国人移居越南,和越南人民一起开垦荒地,发展生产。如1679年(康熙十八年),一次就有三千多人浮海到越南去,定居在越南南部的嘉定、定祥、边和一带。他们在那里垦辟耕种,经营商业,使当地的社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越南开采金、银、铜、锡诸矿,也多招募中国工人。

    清代,中国和暹罗(泰国)之间的关系也有进一步的发展。18世纪以后,中国同暹罗的贸易极为频繁。每年从上海、宁波、泉州、厦门和潮州等地前往经商的货船有五六十只之多。当时,暹罗的米输入中国的数量很大。清政府还制定奖励办法,鼓励双方商人向中国贩运暹罗米。随着贸易往来的频繁,中国人移居暹罗的也日益增多。

    清代,中、缅两国封建统治者之间虽发生过战争,但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仍然十分密切。特别是在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双方和好以后,中缅之间的往来更加频繁。清初每年到缅甸经商的不下千百人,他们常带铜器、铁锅到缅甸贩卖。中国的剪刀和针也曾是输缅的大宗商品。18世纪中叶,中国从云南入缅的商队往往一次使用三四百头牛,甚至两千匹马以驮运货物。缅甸的棉花和食盐等,也大量运入云南。

    此外,在清代,中国和柬埔寨、老挝、尼泊尔、印度、菲律宾、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等国,也都保持着传统的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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