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洲先生是一位学者，曾有《中国国文法》等著作行于世；他同时也是一位文物收藏鉴赏家，这也许是与故宫博物院有这一段不解之缘有 关罢。收藏文物，需要赀财，而他的家庭人口多，全靠工薪收入，生活并不富裕,但为了购藏一件心爱的文物,往往不计重值，所以全家人跟着他节衣缩食。时有不足，只有借贷，每逢年节，债主盈门。经济拮据时，连儿女们些小学校费都无所措手足。而景洲先生却嗜痂成癖，甘之如饴。经此苦心收集，藏品逐渐丰富，盈箱累箧，小室为满。离开故宫后，为谋生计，景洲先生携眷南下武汉，抗日战争爆发后，又避乱重庆，战后寓居上海。十几年间，辗转迁徙，装载他所收藏的文物的大小箱笼，总是寸步不离。关山险阻，战火纷飞，其中艰苦，可想而知。
 全国解放后，景洲先生曾担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正当他
以其兴奋的热情为新中国服务时，却不幸中了风疾，瘫痪不起。1955年其长子吴祖光先生为方便照顾，将双亲迎养到北京，他所精心收集的文物也随之而至。出于对新中国前和程的憧憬和热爱之情，祖光先生提议，将沼帔来之不易、保存尤难的珍贵文物无偿捐献给国家。景洲先生当即欣然同意，所以沼帔文物成为了故宫博物院的珍贵藏品。
景洲先生所捐献的文物有法书、名画、青铜、陶瓷、竹木雕刻、石砚、印章等，共计241件，这是他一生的心血。为了它们，他不知付出多少艰辛，妻子背着不知流了多少泪，小儿女们不知受了多少委屈，这些都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然而景洲先生却毫不计其所值，分文不取，这一思想品格，比他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那段时间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民主热情又更前进了一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