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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9年开始，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带来的我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电影家意识到，中国电影同世界电影艺术的距离增大了。要扭转这一局面，必须更新创作观念，丰富电影语言。于是，向电影本体探索，追求电影观念的进化与电影语言手段的完善，成了这一时期影片创作明显的艺术特征。 中国电影家最初的探索是从改变常规的叙述形态，追求影象语言的新异开始的。滕文骥导演的《生活的颤音》和杨延晋导演的《苦恼人的笑》首开其端。前者是以1976年悼念周恩来总理为背景，描写人民群众与“四人帮”走卒作斗争的故事。影片没有繁复的戏剧结构，编剧将剧情的发展和小提琴协奏曲有机结合在一起，音乐成为推动剧情、刻画人物性格、传达感情的重要手段。后者同样追求一种新颖的叙述手法。它以主人公在政治高压下的内心冲突和情绪错乱来构建影片的结构流程，还运用升格、降格、停拍、多画面镜头、声画分离等手法来丰富表现力。这两部影片均获1979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它们与前面介绍的《小花》成为这一时期最先具有探索意义的电影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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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崛起的是中国电影家以纪实美学为追求目标的电影探索。它是对电影形式探索的一种推进。中国电影对纪实性的追求，最初较多的是体现在技巧意义上的变革，主要特点是运用长镜头、实景拍摄、自然光效和生活化表演等手段来再现生活。《邻居》中烟熏火燎、极具生活实感的走廊、厨房等环境的营造，《见习律师》中实景拍摄的长镜头运用，《沙鸥》中非职业演员的本色表演，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之后，电影纪实性的追求，逐步在结构上演化为一种非戏剧化的散文电影。这类电影采用多层次、多角度、多主题的叙述方法，追求一种紧贴生活的艺术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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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是吴贻弓导演的《城南旧事》。它根据林海音的同名小说改编，透过一个小女孩的纯真的眼光，去展示二十年代旧北京的社会，展示当年那笼罩着愁云惨雾的生活。影片在结构上犹具独创性。编导排除了由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所组成的情节线索，以“淡淡的哀愁，浓浓的相思”为基调，采用串珠式的结构方式，串连起三段并无因果关系的故事。这样的结构，使影片具有多棱镜的功能，从不同的角度映照出当时社会的具体历史风貌，形成了一种以心理情绪为内容主体，以画面与声音造型为表现形式的散文体影片。同时，影片又辅之以舒缓的节奏，象征、含蓄、对比、重复等艺术手法创造出一种近乎中国水墨画般的宁静、淡泊、简约的意境。影片获1983年金鸡奖最佳导演奖；获菲律宾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鹰奖等多项国际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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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一批青年导演脱颖而出，他们以新奇独特的处女作树起了新的美学旗帜。在他们的作品中，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成熟的影像意识是最突出的标志。他们把镜头结构与构图、光线、色彩、音响、节奏的不同效果融为一体，以强烈的视听感染作用来表达作品的主题。这批新颖的作品被称为“探索电影”。 张军钊导演的《一个和八个》取材于郭小川的长诗，讲述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一位八路军指导员因叛徒诬陷蒙受冤屈，与八个罪犯关在一起，随时可能被处死。但他不考虑个人生死，继续宣传抗日救国，使大多数罪犯转变，最后投身于抗日洪流之中。编导的独特性首先表现在题材处理上，他将八名罪犯从陪衬地位推到主角地位，着力进行群象刻画。战争在影片中是一种背景，突出的是战争环境中的人，他们的心灵的撞击和关系的演变。在拍摄上，有意造成画面不平衡，从而构成一种内在的紧张感，常用大反差的光线和黑白对比的版画式色彩，以表现人物雕塑般的力度与沉重感。 |
多元化的艺术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