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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是一个“吸纳新潮,脱离陈套”的时代。当时,西方已经产生和正在兴起的戏剧思潮,几乎都被中国人敞开胸襟吸纳过来。如英国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戏剧,比利时梅特林克、德国霍普特曼、俄国安特列夫等的象征主义戏剧,瑞典斯特林堡、美国奥尼尔的表现主义戏剧,还有意大利的未来主义戏剧等,可谓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这些,都成为中国剧作家乐得吸吮的“世纪末的果汁”,并把他们统称为“新浪漫主义”。有的剧社或文学团体,干脆以轰动一时的《沉钟》和《青鸟》等剧名,来为自己的社团命名。 刚刚觉醒起来的中国青年,对西方现代派戏剧具有一种特别的敏感。他们经历过封建礼教的折磨,心灵感到压抑,追求着“灵肉”解放的理想,于是,不但有对“肉”的追求,更有对“深藏在内部灵魂”的热衷。以前所未有的大胆和勇气,表达自身的向往。 于是,我们看到唯美主义戏剧的影响。大概,谁也不能想象,王尔德的《莎乐美》对中国剧作家有着如此巨大的魅力。莎乐美,这个求爱不得,不惜杀死至爱之人先知约翰,以求深吻其头颅的女性,在中国人的剧作中,依稀可见她的魅影。 欧阳予倩的《潘金莲》,女主人公原是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中一个“淫妇”形象。但在作者笔下,潘金莲却成为一个大胆追求爱情的女性。她对猥琐而矮小的丈夫武大郎毫无感情,深深爱上了她的小叔、仪表堂堂的打虎英雄武松。她对武松说:“我是地狱里头的人,见了你,好比见了太阳一样!”而武松却囿于礼法,对她严词拒绝。所爱之人不能爱,逼使她转而爱上了相貌同武松有些相象的西门庆。武松愤而杀嫂,潘金莲慷慨赴死,她说:“能够死在心爱之人手里,就死,也心甘情愿。” 向培良的《暗嫩》,无论是取材、思想倾向和艺术技巧,都深受《莎乐美》的影响。它取材于《旧约·撒姆尔下十四章》,写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暗嫩追求他的妹妹他玛的故事。暗嫩思恋他玛,想得发狂。当他玛来探看他时,他的大胆追求遭到拒绝,于是便强迫他玛接受他的爱情。他实现了情欲的满足,却又陷于绝望幻灭。他玛既遭暗嫩强迫,便哀求暗嫩把她留下来,而暗嫩却暴跳如雷地把她赶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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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表现主义戏剧,这一新的思潮,也同样吸引着中国剧作家。它对人之心灵的探索和使之外化的手法,格外引人注目。洪深在他的《赵阎王》里,表现一个中国士兵赵大携不义之财,逃遁于黑森林中,内心惊恐万分,经受着灵魂的拷问和幻象的纠缠。此剧深得奥尼尔的《琼斯皇》的神趣。但当时却无法为中国观众所理解。据报道:“看的人不知所云”。 2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虽以汹汹之势,涌入中国国门,并受到一些中国剧作家的青睐,但观众的接受心理,却无法从传统一步走向现代。加之,剧作家们对西方现代主义又缺乏消化,生吞活剥,更加强了它同读者和观众的隔阂。于是,中国的现代派戏剧便如昙花一现,随着30年代社会心理由沉郁转向激昂而渐趋消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派戏剧中一些可资借鉴的成分,后来却为中国的现实主义戏剧所吸收,成为中国诗化现实主义的有机构成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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