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走向民间

（三）“国防戏剧”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的步步进逼，中日战争已呈一触即发之势。中国戏剧界抗日救国的呼声日趋高涨。1936年，一些戏剧工作者提出“国防戏剧”口号，动员一切爱国的戏剧家，以戏剧为武器，开展抗日救国的演剧运动。

戏剧家田汉、夏衍、洪深、陈白尘、于伶等在这个伟大的救亡运动中，同仇敌忾，均有出色的表现。为了适应形势的急剧发展，快速灵活地进行演出，教育民众，鼓舞斗志，小型独幕剧数量增多，街头剧、广场剧、活报剧应运而生，非常流行。
在“国防戏剧”的热潮中，于伶以尤兢的笔名创作了一系列以“国防”为主题的戏剧，如《夜光杯》、《浮尸》等，前者写了一个舞女在民族危亡之际幡然悔悟的故事，后者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天津杀害华工的罪行。陈白尘以历史剧《石达开的末路》、《金田村》等，在戏剧界崭露头角，以历史告诫人们莫蹈复辙，团结御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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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剧照

    这一时期，出现了多人联合、集体创作的模式。戏剧界往往以联谊会的形式，在一起讨论创作的题材，依照社会的需要提炼主题，设计人物，安排情节，待基本形成，则由一人执笔完成。然后，再讨论，修正，定稿，上演。独幕喜剧《咸鱼主义》（洪深执笔），就是这种合作方式的产物。它描写一对家境殷实的市民夫妻，听说战事即起，便购买大量的大米、咸鱼，以致请客吃饭，煎炒烹炸一番，居然成了“咸鱼宴”。他们心里害怕战事，便自我安慰那根本不会发生，既使发生了，他们也还有囤积的白米、咸鱼，可以苟且偷生。岂不知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剧终时，轰然的炮声，惊醒了他们“咸鱼主义”的迷梦。
    “国防戏剧”在民族危机加剧时，发挥了唤醒民众、鼓舞斗志、团结御敌的作用。
    （四） “红色戏剧”
    “红色戏剧”是特定历史年代产生的群众性戏剧活动。2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在江西井岗山一带开创了革命根据地，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组建了革命军队。当时，毛泽东就指出，革命军队，不但是战斗队，而且也是宣传队。为此，红军特别建立了专门负责启发群众觉悟的宣传队。
    当时，宣传队的演出，主要是演讲，中间穿插着演唱红军歌曲和民间小调。后来出现了活报剧，如为配合农村土地改革，舞台上出现了身穿锦袍，胸挂钱串的土豪劣绅。有人出来揭露他们的罪行，红军高喊口号，然后押着他们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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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工农剧社原址

    1932年，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成立了工农剧社，每逢节假日都举行话剧演出，还经常到乡间巡回演出。
    1933年春节，红军战士们演出了集体编剧的四幕话剧《庐山之雪》，剧情大意是，蒋介石坐镇庐山，指挥剿共。红军众志成城，组织反攻。导演是罗瑞卿，他提议“兵演兵，将演将”，于是，由军团政委聂荣臻扮演红军政委，军团长林彪扮演红军司令，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扮演红军政治部主任，而罗瑞卿自己则扮演了蒋介石。演出在一座破庙里举行，台上台下，一片欢腾。
    在瑞金，红色政权还成立了高尔基戏剧学校，由瞿秋白任校长。

红军长征后，宣传工作并未放松，在艰难的跋涉中，战士们将其传奇经历，迅速创作为话剧，以艺术的形式鼓舞士气。如《破草鞋》，反映了红军击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强渡金水江的英雄壮举。街头小剧《北上抗日》、《我当红军去》，被红军们在行军途中频繁演出，受到沿途群众的欢迎。红军抵达陕北后，将“红色戏剧”的种子洒向了新的革命根据地。

话剧走向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