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期经过一场“安史之乱”的政治灾祸之后，中央政权削弱，社会生活动荡，民心不安。这时的统治者非常提倡宗教，寺庙活动频繁。它既是百姓祈福求佛的所在，又成为散乐在民间活动的中心。在庙台戏场演出的有歌舞、伎艺，也有僧尼讲经。这时的僧尼讲经也就成了人们的一种娱乐方式。讲经有“讲经”与“俗讲”两种。讲经自是出家人的必修课，而后者则是僧尼专为世俗人做通俗化的讲经。为取悦施主，招徕听众，他们模仿佛经有散文、有偈颂（即和尚唱的词颂）的形式，采用散文与韵文结合的体裁，有说有唱地叙述佛教经义，而更多时候还是在叙唱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乃至当代人物。

    因俗讲的发达而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宗教或世俗题材的长篇“变文”，又因长篇“变文”的发达而提高了中国叙事文学的水平。在这种且说且唱的长篇叙事文学里，无论是故事情节的组织，还是人物形象的描绘，都获得了充分地施展。这样，它们为日后的戏曲在文学上如何结构故事，如何塑造人物创造了条件。

    俗讲又是以歌唱、说白相间，反复说唱一则曲折故事的艺术形式。它唱白相间、韵散结合的表达方法，奠定了中国戏曲唱念并用，韵散结合的文学结构。这种艺术形式除了说唱者以第三人称身份叙事之外，还出现了说唱者模拟第一人称口吻叙事的情形。所谓第一人称，就是说唱者隐去自己的身份，去模拟故事中人物的语言、态度、声音和口气。于是，俗讲与变文就具有了表演人物的戏剧因素，在文学上开启了由说唱转化为戏剧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