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辟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新纪元，也开辟了中国戏剧艺术发展的新阶段。我国戏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进行不断变革。
由于人民钟爱又独具美学体系与优良传统的中国戏曲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加之，艺人队伍庞大，戏曲剧目庞杂，戏曲剧种繁多，在面临社会生活急剧变化的新中国，戏曲不仅旧有的内容与新时代的需要相距甚远、传统的形式与新的生活形态拉开了距离，而且艺人树新风、剧种再布局也迫在眉睫。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加强歌、话、舞剧建设的同时，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戏曲队伍的组建和戏曲遗产的推陈出新方面。
解放初期，我省在成立湖北省文教厅和中南京剧团(因武汉市当时为中央直辖市，又是中南军政委员会所在地，1952年该团改为武汉市京剧团)之后，遵照政务院1951年根据毛泽东主席于1942年提出、1951年补充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和1950年年底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建议所制定的以改戏、改人、改制为中心内容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批示》，我省以省汉剧团为试点的"三改"工作在全省陆续铺开。
首先，将过去自行组班、聚散无常的戏曲团体，按国营、民营公助、自负盈亏等不同所有制组建，并划归各地文教部门领导；其次，通过组班收集剧目、选定剧本、草拟提纲、分别修改、重点试演等步骤，清除了传统剧目中的"有害"部分，使上演剧目得以健康与丰富。与此同时，在提高艺人思想觉悟和文化修养的基础上，对于庸俗落后的表演方法、丑恶恐怖的舞台形象和旧时存在的舞台陋习进行了革除、取消和改革，使舞台面貌出现了洁净和美好。
为了加强话剧专业化、正规化的组织建设、业务建设，文化部于1951年6月19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工团工作会议,会后，我省在改组各地文工团、队的基础上，成立了省话剧团、省歌剧团，武汉市将原中南文工团改为武汉人民艺术剧院(后分解为武汉话剧院和武汉歌舞剧院)。一个以建立剧场艺术、提高业务水平为中心的轮换上演制、总导演制和演出中外名剧的制度与活动，在我省话剧界开始实施和开展。
通过自1949年至1952年三年的努力，戏曲改革初见成效。在1952年10月6日至11月14日文化部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我省汉剧《宇宙锋》、楚剧《葛麻》和《百日缘》荣获剧本奖和演出奖。然而，正当戏剧改革初战告捷的时候，1953年以批判电影《武训传》为发端的一系列批判运动在全国普遍展开。在戏曲界简单粗暴地裁决传统剧目的现象日渐突出。由于任意拔高传统戏的"思想性"和全盘否定传统戏的"人民性"，导致上演剧目的牵强、雷同和贫乏。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文化部于1956年6月1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对剧目的衡量标准和抢救工作作了全面规划。为了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我省于当年7月举办了湖北省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一个发掘、整理戏曲遗产的热潮在全省掀起。
据统计，这一期间加工整理的传统剧目，汉剧有《宇宙锋》、《二度梅》、《断桥》、《兴汉图》、《水擒庞德》、《详状审陶》、《斩窦娥》、《急子回国》等近百个；楚剧有《吴天寿观书》、《赶会》等80多个；荆州花鼓戏有《站花墙》、《绣荷包》、《掐菜苔》、《招郎》等戏。同时，还发掘了600多个曲牌，救活了长期被埋没的地方剧种，其中包括产生于明代的清戏。同年，中国戏剧家协会武汉分会成立；省戏曲研究所和武汉市戏曲研究室(后均改为戏曲工作室)也先后建立，开始了戏曲研究和辅导工作。
从1951年至1956年，我省话剧界除上演《曙光照耀着莫斯科》、《冷战》、《锦绣花巾》、《蠢货》、《求婚》等苏联名剧之外，也着手现代戏的创作。其中，武汉话剧院创作的描写工业化高潮中新的思想斗争的话剧《扬子江边》，在参加1956年3月1日至4月2日由文化部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是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唯一的一次话剧会演)上获一等演出奖。
1957年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我省戏剧界一些著名艺术家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下简称"双百"方针)，全国开始了"大跃进"。前者因认识上的片面，导致禁戏、坏戏纷纷出笼；后者因决策上的错误，出现一大批违背艺术创作规律的、粗制滥造的"卫星戏"。
鉴于此，1961年至1962年文化部下达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文艺十条》)和《修改意见》(《文艺八条》)，强调正确贯彻"双百"方针和在现代戏与传统戏"两条腿走路"基础上的现代戏、传统戏、新编历史剧"三并举"方针。正确的剧目政策的推行，使我省戏曲在创作、改编方面出现了喜人景象。
其中，汉剧《太阳出山》、楚剧《双教子》、荆州花鼓戏《春姑拾斧》，是我省这一时期现代戏创作的代表作。1965年，汉剧《太阳出山》和《借牛》、楚剧《双教子》和《海英》、京剧《豹子湾战斗》参加中南区现代戏会演，《借牛》和《双教子》被选拔进京汇报演出，并拍制成艺术片。由于新戏迭出，各剧种在表演、唱腔上也有不同程度的改革出新。同时，省戏曲工作室编选校订的《湖北地方戏曲丛刊》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绩：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24集，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委会内部编印37集。
在贯彻"双百"方针中，我省话剧也陆续出现了《共产党人》、《方素香》、《春雨》等一批创作的新剧目，其中《方素香》被武汉市选为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剧目。与此同时，话剧"民族化"的探索问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间，我国话剧舞台艺术建设，是以学习苏联的演剧经验、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为基本的指导思想。这本来是件需要而又有益的好事，但在当时"一边倒"的路线影响下，把学术问题、艺术问题也纳入到政治路线之中，在话剧界渐渐形成一种"一家独尊"的局面。当时不仅对欧美的其它演剧流派采取封闭和排斥的态度，而且对民族戏剧的优秀传统也不重视，形成了话剧与戏曲"绝缘"的状况，
话剧舞台出现了单一化和模式化的倾向。
因此，当全国话剧会演还在进行之中，因浙江省昆剧团进京演出的昆剧《十五贯》誉满京华，一时间出现了"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周恩来总理观看演出后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十五贯》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使人们更加重视民族艺术的优秀传统。这个戏的表演、音乐，既值得戏曲界学习，也值得话剧界学习。我们的话剧，总不如民族戏曲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中国话剧还没有吸收民族戏曲的特点，中国话剧的好处是生活气息浓厚，但不够成熟。"(此讲话当时曾向文艺团体传达时，《文艺研究》1980年第1期全文发表)周总理的讲话在话剧界引起了强烈震动，成为话剧舞台艺术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同全国一样，我省话剧乃至歌剧，开始了在题材处理和艺术表现上探索"民族化"的道路。话剧《武则天》和《叶尔绍夫兄弟》，歌剧《洪湖赤卫队》和《货郎与小姐》，儿童剧《小铁脑壳历险记》，特别是省歌剧团创作演出的《洪湖赤卫队》，在"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做出了新的尝试和追求，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受到戏剧界的一致好评和观众的普遍喜爱。
就在戏剧改革取得进展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关于文艺工作所作的不切实际的"两个批示"下达了，"左"的思潮愈演愈烈。在戏剧界，"以现代剧目为纲"及其衍变的"写十三年"的主张，来否定行之有效的"两条腿走路"和"三并举"的正确政策，过火的政治斗争开始在文艺界、戏剧界蔓延，以致终于发展成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从1966年5月开始至1976年10月结束的10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灭顶之灾。在这场内乱中，戏曲艺术和戏曲队伍都在"横扫"之列，遭到毁灭性的摧残。据《中国戏曲志·湖北卷》记载："湖北戏曲工作室库存的数万册《湖北地方戏曲丛刊》和音乐、美术资料全部毁坏。襄樊市京剧团一次被烧毁的戏曲服装价值人民币20余万元。"名演员被揪斗，吴天保、胡桂林、关啸彬、高百岁、于宗琨、金克奇等知名演员因遭迫害，或含冤去世、或饮恨而死、或毒打身亡；老艺人或下放农村劳动，或流散全省各地；襄阳花鼓戏、巴陵汉戏等不少剧种被解体；全省戏曲剧团一律改编为91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搬演8个"样板戏"，形成了百花凋零、"一花独放"的畸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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