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位“探险者”
——花鸟画家李晓军印象
◆ 兰堂
李晓军是一位有才华、爱思考,聪慧、勤奋而又富于挑战和探索精神的青年画家。他的画或清雅、或浓艳,或二者兼融,给人一种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感觉。就象一杯醇香的酒,使人回味无穷。
写意花鸟画,自明、清以来,名家辈出,风格多样,似乎把能走的路都走尽了,让后来者望洋兴叹。作为一个生活在新时代的新一代花鸟画家,而对如此博大而又沉重的历史,怎样作出自己正确的抉择?
李晓军常常环顾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急切地思考着把他们充分表现出来,用绘画的语言,用他心中的花鸟世界。
北京的红墙绿瓦、小胡同四合院、京戏大碗茶、繁华的街衢、车水马龙霓虹灯……,对李晓军来说,有种说不出的亲切感。他生于斯、长于斯。从有生命,他就在感受着她,体察着他,呼吸着她的空气。他常常望着身边熙来攘往的人群,川流不息的车流。感受着都市的繁忙、燥动与节奏。北京是个有悠久历史的古都,积淀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作为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改革开放以来,东西方文化首先在这儿交流碰撞,新的旧的,不新不旧的种种思想和思潮,错综交融,矛盾此起彼伏。身处其中的晓军决定以他熟悉而又陌生的现代京都生活为切入点,探寻、挖掘和反映都市人的精神世界,抒发独特的感受与情感。
这个大胆的命题,使李晓军激动不已,他拿起画笔,开始了艰苦的创作尝试。
1992年,“李晓军画展”在京城开幕。人们第一次看到李晓军表现城市生活的画作。汽车、公路、红绿灯、电线杆……,成了他画的审美对象,被赋予了新的生命意义。《节奏》,紧紧抓住城市生活的脉膊。画面充斥着混乱交错,然而有序行进着的汽车、红绿灯,使人仿佛置身于忙碌、紧张而燥动的城市,真切地感受着她的节奏,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这些尝试性的画作,给京城画坛,吹入一股清新的风,使人感到新奇、别致。它不仅打破了传统花鸟画的题材限定,扩展了花鸟画的表现内容,而且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
文人写意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株奇葩。它张扬画家的个性,表达画家超逸闲适的心境,强调笔情墨趣。正如宋代大文豪苏轼所言,文人画“达意”、“适情”。元代以来,诗、书、画、印的有机结合,更使文人画发展到了精致完美的程度,具有高度的美学内涵,与民间画工传统渐趋分野,成为一种“雅”文化。与此同是,文人写意画过份强调个人性灵的抒发,因而也日渐脱离社会生活,脱离人民大众。这一对矛盾围绕着李晓军,因为他有着极强的社会责作感。
喜庆浓艳的民间画,金碧辉煌的紫禁城,热烈沸腾的生活……,时刻牵动着李晓军那颗敏感而又情感丰富的心。创作的激情使他无法平静,他不是个因循前人,因循自己的人,他在自己的画中,开始有意识地借鉴、吸收浓艳的色彩以及民间画的特点,把文人画的“雅”与民间画的“俗”融为一体,来表达他对京城那种反复而无法言喻的感受。这一时期的作品,艳丽夺目,构图新颖。灰色的屋字、红色的墙,室内的小草,院中的座椅台几……都成了他笔下的审美对象。
《报春枝》正是这个时期的一幅探索性的作品。它把民间鲜艳的大红对联与清雅的文人小品画“瓶梅”结合起来,构图大胆、新颖,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梨花院落》亦堪称晓军这一类作品中的代表。红墙包围的院落中,盛开着洁白如雪的梨花,热烈而又雅洁,洋溢着春的气息,勃勃的生机。作者身处闹市红尘,却心怀浪漫与闲静。他把那份对生活的挚爱,那份温馨与浪漫真切地传达给了读者。
中国画自宋代起,成为一门综合艺术。诗、书、画、印、文学,相辅相成,相映成辉。一个画家的画风、格调,直接受制于他的多方面的修养。即所谓“画外求画”。尤其是书法方面的修养,自古就有“书画同源”之说。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也说:“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于用笔,故工画者多工书。”历史上为人称道的大画家无不在书法上有着深厚的造诣。王蒙、徐渭、朱耷、石涛、吴昌硕、齐白石……莫不如此。晓军在绘画之余,耽于书法艺术。他的书法,出入苍劲古朴的汉魏碑版,雄健、朴拙,富于天趣,在同龄人里是出众的。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绘画得到滋养,笔墨更臻纯熟,款识与画相得益彰。
笔毫在纸上跌宕跳跃,笔下呈现出多姿多彩的世界。晓军时常沉浸在创作的激情里,他认为有感而发才能诞生真正的艺术。他时而沉静似水,时而又热情奔放,时常被二种相互矛盾的心态左右着。忽而身心愉悦,笔下似行云流水,亦梦亦幻;忽而又升腾起莫名的苦涩,这种苦涩不是痛苦,而是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希望自己的绘画能引起欣赏者的共鸣,使他们从中不仅得到美感,而且也能得到一些启示。他常说:一个画家不应该总让欣赏者理解自己,而应该让自己去拥抱生活,拥抱欣赏者。在他心里,绘画不仅仅是艺术,而是一种与生命高度契合的神圣的工作。
这是一条艰难而又痛苦的探险之路。
马蒂斯曾说:“一个艺术家是一个探险者。他应该通过寻找自我,了解自己的行为,开始探险的历程;然后,要通过解脱自我,尤其是要使自己不轻易满足继续探险的历程”。李晓军正是这样一位探险者。对于已往的一切,他并不满意;而对于明天,心中又充满了希望、充满了信心。
◆兰堂(王文英),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宣传部。
跖一蹊而跋多途
——李晓军的书法艺术观
自清代碑学中兴之后,当代碑学风盛本身是书法艺术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北人雄强,南人娟秀的大格局已经渐在发生变化。北碑书法之尘封已然被当代(包括南方学子)相当多的书法家所拂拭。涌现出了相当多的属碑学体系的书家。
李晓军便是其中的一位执着者。
大凡当代碑学体系的书家,基本走的是碑与帖相融合的路子。因为这是一条通衢,成功者不乏其例。而李晓军所与众不同者,亦同康有为的“无唐法”类似,走的是一元化,以专攻北碑为取向的路子。
北碑是书法艺术中的一个体系。之所以称之为“体系”,在于它含纳了诸多的风格样式。所谓“一志一格”,“一石一貌”就是这种风格多样性的具体体现。同时,这一体系本身还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可溶性。体系内部的风格衍化也具有着“无限性”。这就为攻学北碑的书家提供了一个广阔的领地,晓军对书法艺术的掘进,在此一隅也就不难理了。从晓军的书法作品来看,他不是在字体之间进行腾挪变幻,而是发轫北碑,由中演绎出多种面目。跖北碑之一蹊,跋书风之多途。仅此这一点,可以看出晓军对碑的独钟程度,同时,也可以知道他对自己艺术追求的自信程度。
他的自信完全是依赖自己个性艺术观的定位,以及对自己个性审美定势的判断为因果的。晓军认为自己是“性格型”而不是“类型型”的书家。类型型书家具有多点位的创造能力,可以多种字体与形式和相对衡定的风格去表现自己的审美崇尚。而性格型书家,则是以一两种字体与多变的形式和多样的风格去展示自己的审美崇尚。也就是如刘勰所说的“因性以练才”式的定向定位。这无疑是一种准确而理智的并符合艺术规律的判断。北碑具有拔俗的品质,晓军在北碑体系中耕耘起来,最有激情、最能充分展示他的才思。
晓军对书法的认识,不像一些悲观论者那样,认为古代书法已经尽美又尽善,古人在书法艺术的长河中占满了,以至使我们难以有置足的位置,为我们留下可开拓的只是一些边缘与旮旯的空间。他认为:“业已被发现的书法美和与未被发现的美相比,如同一颗恒星与宇宙相比一样”。他更自信地认为,北碑体系尚属待书家们深掘的一座富矿。
晓军的创作有几个坐标。其一是以美为基准。北碑具有雄强、野逸、朴拙、跌宕和劲俏、端丽、高古、雅稚等等之美。他在创作中切入某一点,用相应的技巧和语言来表达,是一种以美为追求的理性创作。其二是以情为基准。孙过庭云:“翰不虚动,下必有由”,晓军则“翰不虚动,下必有情”。在不同的情境中,用不同的艺术手段去阐发不同的情致。闲适时字则温,激越时字则抗,思敏时字则端。依情性而驱动创作。其三是以法为基准。其法是特指北碑的笔法。字法、章法,同时注入墨法的要素。或以方笔、圆笔作点画,或以正欹仰顾造形势,或以整饬散落为谋篇,或以润燥浓淡起韵致。同时还包括以具体的碑版刻石为基调,拓而展之,化用于作品之中。
他的作品保持着北碑书法美的“纯洁性”,又顽强地表现出强烈个性化的多样性。
晓军尊碑并不排帖,他对帖学也倾注了相当的心力。他的机警在于不是化碑入帖,而是将帖碑化。这样既保持了他碑学书风的“纯正性”,又为自己的创作拓开了更宽阔的空间。加之他有广泛的爱好,尤其是长期耽于国画,他的作品又具有画境的特质。
晓军执迷于书法,又执迷于北碑,还可以说他执迷于自己独特的艺术感受,这样也就必然导致出他执迷的、不同他人的书风。诚然,他的艺术尚未榛于成熟,他仍处在变化之中,甚至有时还陷在“自我迷乱”当中,但是,他的追求,他的执迷,他的睿智还有他的底气是令人佩服和信服的。
我对晓军的期望,最好还是在“自我迷乱”当中再“迷乱”几年或十几年,不希望他过早地定型和成熟,因为:早熟的瓜没有大的。
◆ 李松
1999年 6月 26日于本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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